中国疫苗百年历程

1910年夏天，大量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平原工作的中国劳工被驱逐回国，他们很多人都存在发烧、咳血等症状。起先并无人在意，但随着这种症状不断蔓延，恐慌的居民开始争相购买火车票南下，不知名的疾病就这样开始在铁路沿线传播。

10月25日，满洲里某客栈中一位客人突然死亡，他成为了这场瘟疫中第一个可考的死亡病例。11月8日，疫病传至哈尔滨。次年1月初，长春沦陷。1月中，沈阳沦陷。仅仅20多天，整个东三省都笼罩在疫病之中。

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朝廷呈递的奏折里，称东北疫情 “如水泄地，似火燎原”。而日本和俄国则趁机威胁中国，如不能有效控制疫病，他们将派遣专家和军队接管东北。

危难关头下，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的伍连德博士接到命令紧急赶赴东北。到达之后，他很快确定了传染源为“肺鼠疫”，并提出了可能“人传播人”，制定了封城、交通管制、管控流动人口以及集中收治疑似病人等措施。同时还倡导戴口罩、火化尸体、全面消毒以及给健康人注射疫苗。

不到4个月，这次“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被扑灭了。而现代中国的抗疫历程，也自此拉开了序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迎来“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民主和科学两股热风之下，尘封了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坚冰逐渐融化，新生事物开始萌芽。

1919年3月，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在北平成立，“旨在研究预防疾病的措施，从事对各种传染病的细菌学研究，制造各种血清和疫苗，以不负其保全国人性命之职责。”

然而在此之后的30年间，中国面临战乱和割据，在疫苗的制造和使用上，也一直没有多少亮眼的进程。

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生物制品事业才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高峰。

由于战乱，中央防疫处被迫从北平迁南京、再迁长沙，最后迁到昆明。像西南联大在昆明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辉煌一样，中央防疫处也在昆明创造了中国生物制品事业史上的辉煌。

以处长汤飞凡为首的一批医学科学家在此期间分离出青霉素并进行少量生产，研制生产出斑疹伤寒疫苗、破伤风类毒素、炭疽疫苗等以及部分免疫血清，支援抗日战场。在滇缅战场作战的盟军（英美部队）也得到过中央防疫处专家的帮助，被陈纳德的飞虎队定为“指定化验单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防疫处以及其他生物制品公私机构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绝大多数都选择了留在大陆，为发展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而效力。这些科学家热爱祖国、学贯中西且具有高超技能，成为新中国生物制品事业的中坚，汤飞凡、陈宗贤、齐长庆、魏曦等人成为各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

这是中央防疫处头30年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

1953年，新中国筹建长春（东北区），北京（华北区），兰州（西北区），成都（西南区），武汉（中南区），上海（华东区）六大卫生部直属的生物制品试验所（后改称研究所），后在云南建立“猿猴实验生物站”，即昆明所的前身。至此，国有七大所成立，成为我国在疫苗研发和生产上的“国家队”。

接下来，举国消灭天花、麻疹攻坚战、消除脊髓灰质炎、控制结核病的持久战到甩掉“乙肝大国”帽子…… 疾患已久的传染病被逐步消灭。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为25‰，婴儿死亡率为200‰，产妇死亡率为15‰。在死亡人数中，41.1%死于可控制的疾病。中国人的平均期望寿命仅为35岁。2020年，中国人均寿命接近77岁，婴儿死亡率下降到5.4‰，传染病的防控能力，特别是疫苗针对传染病控制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今天的中国防疫，从弱到强，与世界先进水平并肩奔跑，正朝疫苗强国的目标迈进。

辉煌的前路之下，有无数国人在奋力求索。

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是中国生物制品事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在面对海外反华联盟的掣肘以及国内艰苦条件的限制下，我们仍然迈出了研发疫苗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新中国的防疫第一战，仍然是鼠疫。1949年10月，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察哈尔爆发腺鼠疫，虽然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但要彻底被消灭，必须依靠疫苗。28日，汤飞凡领导的天坛防疫处在短短两个月内赶制出了中国自己的鼠疫减毒活疫苗，有效控制了疫情的传播。

自此，危害人类数千年的鼠疫，终于在中国被征服。

然而没了鼠疫，还有霍乱、麻疹、天花、痢疾等恶性传染病在不断威胁着新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中国防疫工作任重道远。

1955年，江苏南通爆发脊髓灰质炎疫情，数百人死亡，其中多为儿童。由于当时没有靠谱的预防手段，这个传染病很快就引起了恐慌。在当时最热的季节，南通市竟然家家闭户，大家都不敢让孩子上街玩耍。

脊髓灰质炎，又被称为“小儿麻痹症”，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感染者重则致命，侥幸活下来也会变成残疾甚至瘫痪，就连被称为美国史上最佳总统的罗斯福，也因为这种病整个下半生都只能坐在轮椅上。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每年报告的脊髓灰质炎病例有2—4.3万例，每个数字背后都有一个被拖垮的小家庭。

刚刚从苏联学习考察回来的顾方舟、董德祥、闻仲权、蒋竞武等4人临危受命，带领团队着手疫苗的研发。1960年，第一支“脊灰”活疫苗样品出炉。样本安全通过动物临床试验后，顾方舟和孩子作为第一组人体试验者，喝下了疫苗溶液，进行医学观察，当时药物的风险是终身瘫痪。

1960年底，首批500万人份疫苗投放至全国11个城市。投放疫苗的城市，流行高峰纷纷削减。面对逐渐好转的疫情，顾方舟没有大意，他意识到疫苗的储藏条件对疫苗在许多地区的覆盖来说难度不小，同时服用也是个问题。

经过反复探索实验，孩子们更容易接受且储存时间更长的糖丸疫苗诞生，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顾方舟也因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糖丸爷爷”。

1990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自1994年发现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未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

除了汤飞凡、顾方舟，中国疫苗发展历程上还有以身试药“中国乙肝疫苗之母”陶其敏、发现青蒿素、解决抗疟治疗失效难题的屠呦呦，这些“白衣执甲”的医者、科学家们都曾为研发舍身实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之魂魄、前进之动力。

更有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和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伍连德，首位牺牲在防疫一线的科学家俞树棻，新中国生物制品事业奠基人、“世界衣原体之父”汤飞凡，分离出天花病毒、为我国预防和消灭天花做出卓越贡献的齐长庆，在废弃厕所里坚持科技攻关的武汉生研所总技师谢毓晋，中国卡介苗鼻祖王良……

2020年，我国开始对新型冠状病毒重组疫苗进行1期临床试验。在志愿者进行疫苗注射之前，陈薇院士就已经试打了疫苗第一针，并每天记录身体反应和数据。

基辛格曾说：“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的很好。”

正是这些勇敢的先辈，用他们的一腔热血，扛起了风雨兼程的中国医疗百年。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生物制品发展迎来第三个高峰期，也是三座高峰中最高的一座山峰。

“山中才七日，世上已千年。”改革开放，国门打开，睁眼看世界。很多人是第一次出国，就像《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发达国家生物制品的科研、生产单位的仪器、设备之先进，许多东西是我们过去见所未见、甚至闻所未闻的。

比如，他们的疫苗生产用的是工业化的生产线，从原料到产品直到接种的全过程都必须符合GMP（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标准，而我国当时还基本停留手工作业的水平上，生产标准还没有与国际接轨，所以WHO的专家说：“中国生产的疫苗只能在中国销售”。

面对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科技上的巨大差距，我国疫苗研发人员并没有气馁，而是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奋起直追。

1988年，武汉生研所在史良如教授的主持下成功研制成出“武”字头的国产系列单抗，主要包括WuT1、WuT3、WuT4、WuT6、WuT8、WuT9、WuT1—1、WuTac等单抗。1988年3月通过了卫生部组织的科研成果鉴定，评价为国内领先，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这是国内自行研制的最为完善的一套单抗，这套诊断试剂投产后提高了我国对免疫性疾病的诊断水平和免疫学基础研究的水平。1990年，武汉所成立了“卫生部单克隆中试实验室”，成为我国第一个治疗用单克隆抗体国家二类新药研制单位和最大的生产厂家。

1989年卫生部将中央防疫处以及六个地方研究所(北京、上海、武汉、成都、长春、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整合组建成立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即“中生集团”的前身。截止目前，中国生物也是中国最大、全球第六的人用疫苗研发生产企业。人用疫苗年产50种，年产量超7亿剂次，其中一类疫苗产品覆盖了国家免疫规划所针对的全部15种疾病，供应量达80%以上。疫苗出口34个国家（地区）。说中国生物是中国生物制品行业的“国家队”和“航空母舰”，名副其实。

不难发现，自1919年3月原中央防疫处成立伊始，我国的生物制品研制机构的主体一直姓“国”，这主要是由于疫苗研发周期长、投入资金多、风险高，且不具有慢病治疗型药物长期使用的特点，当时新中国自身仍百废待兴，很多制药企业对投资疫苗更是想都没想过。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我国生物制品行业已不再是六大生研所的一统天下，而是出现了群雄并起的局面。

90年代末，国家全面实施扩大免疫规划，同时国家对疫苗产业准入的行政管制开始放松，民营企业纷纷涉足疫苗领域，外企也逐渐进入中国，疫苗市场经济时代从此开启了序幕。

我国的疫苗研制，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的初期，总体上一直处于“跟跑”阶段，虽然在仿制中也不乏创新，有些创新是有世界影响的，甚至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但从诞生的时间上看，还是外国有了后中国才有。

1998年6月1日，在兰州生研所第二研究室主任白植生的带领下，我国自主研发的口服轮状病毒活疫苗获国家新药证书，属国家一类新药，取得试生产批准文号。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动物轮状病毒毒株制备的人用轮状病毒疫苗。两个月后，美国的人—猴轮状病毒基因重配株四价疫苗被批准上市。

轮状病毒疫苗的研制成功表明，我国的疫苗研制和生产，已经到了结束跟跑时代，进入与世界先进水平并肩起跑的时代了。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正如疫苗行业的一只黑天鹅，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很可能正在进入第四次高峰，一次超越世界疫苗寡头的黄金机会。

在疫情爆发前，疫苗行业被葛兰素史克（GSK）、默沙东（MSD）、赛诺菲(SNY)、辉瑞（PFE）四家大公司主导。

辉瑞公司的“疫苗之王”13价肺炎疫苗一枝独秀；默沙东在HPV疫苗、麻腮风水痘系列疫苗、23价肺炎疫苗、5价轮状疫苗上均有布局；葛兰素史克以90亿美元的销售量稳居2020年全球第一，前五大产品分别是重组带状疱疹疫苗、流脑疫苗（包括B群、ACYW群多糖结合等）、流感疫苗、儿童百白破系列疫苗、肝炎疫苗（包括甲肝、乙肝）；赛诺菲巴斯德的主要产品则包括儿童百白破系列联合疫苗、流感疫苗、成人加强百白破系列疫苗等。

他们占据全球疫苗市场超九成份额，年销售额达300多亿美元。疫情之下，行业局面发生了巨大变化。

目前为止，在开发新冠疫苗的竞赛中，四大公司仅有辉瑞一家获胜。2020年12月，辉瑞与BioNTech合作研发的mRNA疫苗BNT162b2获FDA紧急使用授权，其它三家迟迟未有新冠疫苗上市。

全球新冠疫苗开发有七条技术路线，除病毒样颗粒疫苗和减毒活疫苗两条技术路径外，其余5条路线，中国均有布局，分别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和康希诺生物联合研发的重组新冠病毒（腺病毒载体）疫苗、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国药集团旗下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灭活疫苗、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分别研制的灭活疫苗、智飞生物研发的重组亚单位疫苗。

这么多中国选手领跑国际的景象，在全球疫苗200多年的历史中，实在难得一见。

截止去年7月30日，我国新冠疫苗接种达112064.3万剂次，接种疫苗人数超过6.3亿，全人群疫苗接种率超过40%，为建立群体免疫迈出重要一步。

除去新冠疫苗，国产13价肺炎、2价HPV疫苗已经获批上市；mRNA疫苗领域，国内斯微生物、艾博生物在mRNA分子设计修饰及关键的递送系统技术上，有着核心优势；DNA疫苗领域，国内的东方略、艾棣维欣进程良好。

2018年，我国具有批签发疫苗的企业共计45家，占全球疫苗企业数量的30%。

从市场规模来看，国内疫苗产业从2003年不足30亿元，迅速增长至2020年的400亿元，复合增速接近13%。每年批签发疫苗接近5～10亿瓶(支或人份)，产能已达到全球第一。

中国疫苗产业，正以新冠肺炎为突破口，打破欧美垄断。同时，在新技术方向、新产品上的相继布局，也正加速推动着中国疫苗产业的发展。

当下时刻，是迈向国际化的重要起点。

未来十年，是中国生物医药从赶到超的十年，更是中国疫苗的黄金十年。

来源：梧桐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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